而“汉法”
的关键是什么呢？是你是否用儒生治国。
忽必烈重用儒生，儒生们自然投桃报李，也就大力支持忽必烈了。
张柔聘请的北方大儒郝经，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，对蒙古人不乏大肆攻击，如“北方胡为来，掣箭飞砂石”
，老百姓更应当“暗而陷（井）之”
而等到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，他就变了。
在他所写的《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》中，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“道统”
，他明确指出：“今日能用士，而能行中国之道，则中国之主也”
这在儒学中叫什么，这叫“用夏变夷”
“和平演变”
的知识产权，不属于西方老外，因为我们的儒生早八百年就有了。
他们不仅尽力影响忽必烈，而且后来，他们还把“和平演变”
的希望，放在了老忽的第二代、太子真金身上，如果不是真金死的早，出现了意外，他们肯定成功了。
西方的老外和咱们的儒生比，不行。
可是，无论如何，咱总觉得其中好象有点不对劲。
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，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“士”
来代表吗？不见得吧？
有了儒生们理论上的指导，再加上忽必烈对他们的重用，汉军三大世家基本上忠心耿耿地追随忽必烈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忽必烈很快就在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儒生、汉臣，并在汉地形成了一股庞大的势力。
这其中代表性的有三人：刘秉忠、姚枢和郝经，这三个人对老忽后来登上汗位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
事实上，有这帮人在，你也不可能风平浪静。
无论忽必烈的想法是什么，他们早已经在考虑，将忽必烈推到蒙古帝国最高的位子上去了。
但忽必烈要想登上北元帝国的最高处，光靠他在汉地培养的势力，那是远远不够的，因为这是蒙古帝国。
这些汉臣和儒生只是他前进道路上的助推器，他真正的力量，还是来自他的父亲、成吉思汗的第四个儿子拖雷。
是拖雷本人，为黄金家族的这一枝，统治帝国最富饶的土地，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。